备案审查首先是合法性审查的工作机制。
2017年6月，最高检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成立，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包括专门委员8名、专家委员7名。——部署实施数字检察战略 中央《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此外，会同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印发了《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推动对问题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为更好地解决信访问题，2019年最高检强调落实和完善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修订《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建立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专设未成年人检察机构 在中央编办大力支持下，最高检设立第九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这是中央政法机关成立的第一个专司未成年人保护的有独立编制的厅级内设机构，标志着未成年人检察作为独立的检察业务正式确立，未成年人检察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科学管理基础上，促进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及时动态调整检察政策和理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社会治理的需要。
以刑事检察为例，相比2018年，2022年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分别下降80%、96%。最高检从2018年9月起实行检察建议工作情况定期通报制度，结合负面典型案例对各地检察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并针对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相比数据共享这种内部流动，数据开放涉及对外数据的提供，给社会带来更大正外部性效益的同时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行政法典应该规定其相关底线规则。
[55] 马颜昕：《自动化行政的分级与法律控制变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82页。在此种情况下，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规则的适用将可能出现一定争议，解决方法有二： 其一，从实质层面看，适用时需要具体判断该条规范的内容，根据其适用的人、事、地、时的效力范围来具体判断特别性与一般性。[30] 《立法法》第五章。数字化技术与行政程序结合，形成了电子化、网络化、非现场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行政程序。
[24] 除以上几个主要版块外，部分学者还将一些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重要制度单独设编，代表性的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25]与行政协议。[65]对于电子化文件的安全问题，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保障。
[68] Ryan Cal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A Primer and Roadmap ,51 U. C. Davis L.Rev.399 ,419(2017). [69] Maayan Perel, Niva Elkin - Koren, Black Box Tinkering: Beyond Disclosure in Algorithmic Enforcement,69 Fla.L.Rev.181,184(2017). [70] 何凯诉黄浦分局交警支队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书》。其中包括许多客观原因，比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范围太广，每一类行政事项都很复杂，单就某类行政事项编成一个有系统的法典，已经很难。梁凤云副庭长则继续使用行政行为概念分编。第二种职能与第三种职能的有关规定应当放置于行政活动编。
创新，是数字时代的典型特点，各种新模式层出不穷。[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447页。于是在数字政府领域，将可能出现作为部门法基础法的行政法典与作为领域法基础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的冲突与竞合。[14] 张建锋：《数字政府2.0数据智能助力治理现代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6-98页。
因此，其正当程序要求比一般性的授益行政行为更高。这部分内容本文将在下一章具体内容部分予以详细探讨。
本案关键证据为声呐电子定位系统的定位与识别抓拍，原告对证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9] 顾建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适用难题探析》，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第124页。
[21] 周佑勇：《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气质》，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61-77页。此时就可以从人的适用效力范围上判断，对于此条来说，行政法典的规定是特别法。[69]人们只知道其输出了特定结果，而这个结果从统计学上看大概率正确，至于为什么得出这个结果，人们却可能一无所知。周雅颂：《数字政府建设：现状、困境及对策》，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1页。在数字政府建设领域中，大部分情况都类似于此。数据权属是数据开发利用等领域中的核心问题，长久以来，权属不清极大地影响了数据的合理利用。
[34]换言之，不是根据规范所具有的法律的性质来判断一般性，而是根据具体规范的内容来判断。而具体制度方面则可以在不触碰底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而各种数据类型中，公共数据，尤其是其中政务数据的权属相对争议较小。为了减少这种争议和不确定性，在立法时，直接在行政法典中对其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领域法的关系作出明确安排，规定在涉及数字政府建设的公法事项上，行政法典的规定构成特别法，优先于个人信息、网络与数据保护等领域法中的一般法。
这样的概率性的正确结果能否满足证明标准？是否具备足够的可接受度？ 2018年的声呐电子警察第一案[70]就是新技术证据产生争议的典型例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行政法典的功能定位。
[3]这一阶段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为核心，以行政智能化为主要目标，以自动化决策、智慧城市等应用为代表。[63]行政法典中对于数字政府建设下行政流程改变的回应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前文所探讨的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贯彻与发展，其二则是在行政程序的具体内容上应当对行政流程数字化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新问题予以回应，上述回应包括： 1.保护信息弱势群体，确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行政程序规则 数字政府下的行政程序变革的确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也普遍性地便利了相对人享受政务服务，但其同时也产生了数字鸿沟，使那些没有智能手机、无法便利使用网络或者是不懂得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人群成为了一种技术弱势群体。2.数字技术的监管者，政府对算法、数据等进行治理。3.标准化的应用模块——流程层面的一致性增强 平台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标准化的设计应用模块，使之在不同使用者中可以被共享和反复使用，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和业务应用体系也被实务界称之为业务中台。
[20] 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42-60页。[46]对此，行政组织编中应当明确规范政府在这些公私合作中的监管责任与最终的担保责任。
此外，作为公共行政的个人信息采集基于的是公共利益与法定，与私法上以个人利益与意定为主的采集规则存在较大区别。行政法典程序编中应当构建信息弱势群体权利的程序保护机制，核心是为相对人提供选择权，即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时，可以在数字化方式与传统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总则内容的主要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 1.将现有基本原则贯彻于数字政府之中 数字时代改变了公共行政的样态，但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变化，仍然需要符合国家权力运行的正当性要求[35]，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现有原则仍然需要得到坚持、贯彻和发展。比如，在自动化行政处罚和远程执法的早期实践中，就出现过杜宝良案这样因为没有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要求的告知与说明理由程序，而连续处罚105次，影响相对人程序与实体权益的典型案例。
这一阶段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中，大量新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如果行政法典不能对这种发展予以关注和回应，那就将出现行政实践与法律框架的严重脱节——行政已经进入数字时代，而法律却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经典框架下。但在部分现有立法中，仍然规定必须提交纸质文件。[10] 张晓、鲍静：《数字政府即平台：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及其启示》，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第27页。
[60] 此外，虽然在行政许可等授益行政行为中已经出现了完全自动化的实践，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化[61]，但是在行政处罚等负担行政中，将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产生结果性的不利影响。学者们在总则、行政组织、行政程序、行政救济四编上争议不大，基本上遵循了行政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2.数据共享——手段层面打破系统间的数据孤岛与烟囱 随着数字政府的发展，数据或者说其上承载的信息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要素，构成了一种广义的公物。[43]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了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的数据处理行为豁免一般同意，但是关于这种豁免是否豁免单独同意义务还存在争议。
[40] 在公共行政中作为一种公共数据的个人信息，可以理解为构成了一种公物，应当受到其上所设定的公共目的的合目的性约束。以数据共享为例，数字政府要求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消除信息孤岛，[41]应遵循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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